比兴原是战国人总结《诗经》艺术经验而提出的诗论范畴。汉代经学家阐释曰：“比者，比方于物也；兴者，托事于物。”(郑众《周礼注疏》卷二三)“比，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；兴，见今之美，嫌于媚谀，取善事以喻劝之。”(郑玄同上)因而兼具诗艺和政教美刺双重涵义。唐代陈子昂、白居易倡“兴寄”“寄兴”以反对六朝浮靡诗风，强调诗的政教美刺作用，得到朝野政艺的认同，遂使“比兴寄托”成为诗文以诗骚传统扭转唯美绮靡颓风，强调其政教美刺作用的同义语和特殊手段。词产生于佐酒侑觞、燕舌莺歌之中，向被视为艳科小道，苏轼以来士大夫的以诗为词、以文为词，对词体虽有革新开拓，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诗尊词卑的局面。南宋词人刘克庄较早以“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，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”(《刘叔安感秋八词跋》)，论及词的比兴寄托、政教美刺作用，实乃是对南渡以来词人借香草美人寓托身世家国之感的反映。首先明确标举“比兴寄托”政教美刺，并身体力行用以论词作词，旨在扭转浙派词之颓风，极力推尊词体的，是以张惠言、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。闺阁艳情、风花雪月，原是词本色当行所在，专注于历代词借香草美人寓托身世家国兴亡盛衰之感的揭示，才是常州派倡导比兴寄托的关键所在。故常州派中坚周济认为：“词非寄托不入，专寄托不出，一物一事，引而伸之，触类多通。”(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》)“感慨所寄，不过盛衰：或绸缪未雨，或太息厝薪，或已溺已饥，或独清独醒，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，莫不有由衷之言。见事多，识理透，可为后人论世之资。诗有史，词亦有史，庶乎自树一帜矣。”(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)陈廷焯则谓：“夫人心不能无所感，有感不能无所寄，寄托不厚，感人不深，厚而不郁，感其所感，不能感其所不感。伊古词章，不外比兴。”(《白雨斋词话》自序)近人吴梅则直言：“所谓寄托者，盖借物言志，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，三百篇之比兴，《离骚》之香草美人，皆此意也。”“唯有寄托则辞无泛设，而作者之意，自见言外，朝市身世之荣枯，且于是乎觇之焉。”(《词学通论》)周济和况周颐还特别从创作作法上论及有寄托和无寄托：“初学词求有寄托，有寄托，则表里相宣，裴然成章。既成格调，求无寄托，无寄托则指事类情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”“词贵有寄托。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，触发于弗克自已。身世之感，通于性灵。即性灵，即寄托，非二物相比附也。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，此物此志，千首一律，则是门面语耳，略无变化之陈言耳。于无变化中求变化，而其所谓寄托，乃益非真。”总结出极为可贵的艺术经验。常州词派标举比兴寄托，不仅意在力挽浙派词旨枯寂之颓风，而且通过以比兴寄托，政教美刺这一传统诗论中颇具权威的批评范式，对历代词作比兴寄托、政教美刺之作用进行揭示与总结，终于使词不仅在创作实践上，而且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与诗赋同尊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