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词研究·诗学概念·赋诗言志

古代诗学概念。见于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：“郑伯享赵孟于垂陇，子展、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大叔、二子石(按：指印段和公孙段)从。赵孟曰：‘七子从君，以宠武也。请皆赋以卒君贶，武亦以观七子之志。’”“赋诗言志”，是根据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，在政治、外交场合中赋《诗》时断章取义的情况而提出的观念。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《诗》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”又据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杜预注：“古者礼会，因古《诗》以见意，故言赋诗断章也。其全称诗篇者，多取首章之义。”其实，春秋时赋诗断章取义，不仅是“多取首章”，也可以取“卒章”，如上述郑伯享赵孟，子产赋《桑隰》，原是义取首章“既见君子，其乐如何”，以表示欢迎之意;但赵孟曰：“武请受其卒章。”《隰桑》卒章云：“心乎爱矣，遐不谓矣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!”取不忘人之爱的意思。又子大叔赋《野有蔓草》，赵孟曰：“吾子之惠也!”《野有蔓草》见于《诗·郑风》，原是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。但子大叔所赋并非爱情，而是节取其首章“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”二句，表示热情欢迎之意，所以赵孟说是“吾子之惠“，表示感谢。又如伯有赋《鹑之贲贲》，此诗见于《诗·鄘风》，《毛诗小序》曰：“刺卫宣姜也，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。”这是一首讽刺统治者淫乱的诗歌。所以赵孟事后评云：“伯有将为戮矣。诗以言志，志诬其上，而公怨之以为宾荣，其能久乎?”据此情况，清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卷一有概括说明：“风诗之变，多春秋间人之所作。……然作者不名，述者不作，何欤?盖当时只有诗，无诗人。古人所作，今人可援为己诗;彼人之诗，此人可赓为自作，期于言志而止。人无定诗，诗无定指。”为了自由表达意志，人们称引可以毫不顾及原诗题旨，赋《诗》言志，断章取义，原是历史的产物，春秋以后，就很少有这种做法。但其风气所及，影响有好有坏：违背原诗，主观附会，随意批评，以合其“教化”需要，流弊甚深;但对后来“诗无达诂”之说，启迪了艺术思维的模糊理论，空灵而不泥于字面，又促进了诗歌审美艺术的发展。关于《尚书·舜典》“诗言志”说与《左传》“赋诗言志”说的关系，朱自清《诗言志辨》以为“诗言志”可能是从“诗以言志”化出，“但也许彼此是独立的”。二说相互联系，又相互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