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代文学与其“国朝文派”的整体性内涵·“国朝文派”所蕴含的北方文化意识

作为金源文学的整体特色，“国朝文派”是以北方文化特质为其灵魂的。“国朝文派”实质上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。就金诗而言，其风格也是多样化的，但是豪犷雄健的北方文化特质，一直渗透于其中。

“国朝文派”这个概念本身，也渗透着强烈的北方文化意识。在元好问的文学思想里，尤为重视金源文学所禀受的北方文化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学特征。尽管他深受汉文化诗书礼乐之教育熏陶，而对北方民族的那种质朴刚方的文化心理，还是深为认同的。他对《敕勒歌》这北方民族的雄唱发之以“慷慨歌谣绝不传，穹庐一曲本天然”的高度叹赏，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。在《自题中州集后》五首中，元好问吟道：“邺下风流气尽豪，江东诸谢韵尤高。若从华实评诗品，未便吴侬得锦袍。”遗山提出了论诗标准为“华实”，也就是风格的华美与朴质。当然，他是倾向于“实”的。从这个标准出发，诗人自豪地宣称“未便吴侬得锦袍”，言下之意，“锦袍”则非“北人”莫属了。对于金诗，诗人有这样强烈的自豪感，认为绝不亚于宋诗。

“国朝文派”的深处，有很浓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。任何时代的文学，总是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环境中激发产生的。社会文化心理成为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不可忽视的中介。在金代，文学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互渗的产物。女真民族作为金代社会的统治核心，他们所具有的质朴剽悍的民族性格，在文坛上有很强的弥漫性。一些以勇悍闻名的女真军事贵族，在幕府中罗致汉士。刘祁记载说：“移刺枢密粘合，字廷玉，契丹世袭猛安也。弟兄皆好文，幕府延致文士。初帅彭城，雷希颜在幕，杨叔能、元裕之皆游其门，一时士望甚重。”“移刺都尉买奴，字温甫，契丹世袭猛安也。读史书，慷慨有气义。”“南渡后，诸女直(即女真)世袭猛安、谋克往往好文学，喜与士大夫游。如完颜斜烈兄弟、移剌廷玉温甫总领、夹谷德固、术虎士、乌林答肃孺辈，作诗多有可称。”(均见《归潜志》卷六)与女真军事贵族交游较深或在其幕府中者，他们操觚弄翰，必然力求适合主子的口味。北方士人多生长于云、朔之地，禀受慷慨豪放的气质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貌。从诗而言，大致可以说，金诗与宋诗相比，显得较为质朴刚方，少用典故，没有很深的文化层积，却有生命的强力。清人况周颐论宋金词的差异时这样说：“南宋佳词能浑，至金源佳词近刚方。宋词深致能入骨，如清真、梦窗是。金词清劲能树骨，如萧闲、遁庵是。南人得江山之秀，北人以冰霜为清。”(《蕙风词话》卷三)这个比较，很准确地道出了宋金诗词的不同之处。当然，况氏所言，也还是为了比较的方便而提出的粗略特征，细致分析，仍是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。但这不妨碍在宋金文学的比较考察中得到宏观的理解，是有助于我们对“国朝文派”的总体认识的。